邹恒甫谈世界经济形势和学术腐败0激光水平仪

邹恒甫谈世界经济形势和学术腐败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邹恒甫是新中国第一位从哈佛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博士、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首批人文社会科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国家教育部社会科学跨世纪人才，是有国际影响的学者，曾两次被评为“中国最有影响的十大经济学家”。

2011年11月29日，邹恒甫(以下简称邹)如约在办公室接受了本刊社长傅学俭(以下简称傅)、本刊总编辑汪太理(以下简称汪)的专访。采访中，邹就世界经济形势和学术腐败等话题进行了独到的剖析。

“英雄救‘美’、英雄救‘欧’都没有必要，也救不了它们”

汪：邹教授，环顾2011年的世界，不少国家和地方，政治上发生剧变、政权更替。新的一年即将到来的时候，请您对刚过去的一年的世界经济作一点评，对新一年的经济作一展望。

邹：(不少国家和地方，政治上发生剧变、政权更替)这点我有同感。我比较熟悉美国，一般人认为美国的经济有不小问题，正在走向衰败。从1983年开始，我在美国已经待了差不多29年了。我觉得美国经济的衰败没有这么大的负面影响，没有什么大的坏影响。美国的政治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互相闹，闹得天翻地覆，把事情给张扬出来了，其实事情没有那么严重。我在美国待了29年，可口可乐、鸡肉都没有涨价，可乐还是0.5美元一罐。我在博客中写了十个方面，“不要唱衰美国”。甚至包括文学、艺术、电影、歌唱家，只要是厉害的，你都可以到美国去竞争。不管你是土耳其人还是印度人，都可以去竞争。欧洲确实有毛病，但是那是欧元的问题。欧元本来就不应该搞，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批判，马丁·费尔德斯坦 ①从开始就反对的，一直到现在都在反对。如果一个国家有自己的货币，那么如果这个国家的外部有不利冲击，这种冲击就不会影响到国内来。现在美国的经济受到了负面冲击，如果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的调整机制是浮动的、灵活的，那么当美国经济的负面冲击来了之后，对中国来说就会很容易受到影响。

欧盟是法国、德国两个国家主导，把其他十几个小国绑架在一起，所以如果土耳其，或者是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出点事，这两个大国就扛下来。由于有欧元这个货币体系，这些国家没有自己独立的货币，没有自己的货币的话就会牺牲很大的利益。就像我们中国的人民币，每年的发行量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三，欧元每年的发行量也是一个固定的数字，每一年欧元的发行都是由欧洲中央银行负责，但是意大利、西班牙、土耳其等国家就没有办法印自己的货币了。世界上很多国家，比如巴拿马，就没有自己的货币，而是直接用美元，因为它一用自己的货币就会搞通货膨胀，印大量的纸币。美元是美国政府欠美国人民的债，在一定意义上，它不是钱，而是一种负债。所以如果美国政府印美元印得太多，美国老百姓就通过选举把美国政府“干掉”了。

汪：欧洲债务危机愈演愈烈，前不久召开G20国首脑会议的时候，对于中国该不该出手拯救欧债危机，不仅在经济学界，而且在社会上也引起了争论，您对此有何评论？救还是不救？您的看法如何？

邹：中国出手拯救欧债危机，这是不会的。中国为什么要去拯救欧洲的经济呢？欧洲的危机，应该由欧洲国家自己去解决，中国没有必要去救，也救不了。这里面有很多人关切，英雄救“美”、英雄救“欧”，都没有必要，也救不了它们。它们已经是发达国家，生活水平已经比我们富裕多了，因此中国不必去救。中国的经济实力从人均水平上还远比不上这些欧洲国家。经济学界对此的争论，我没有怎么看过。

“能不能同时保留做官和教授两个饭碗，这是中国高校和美国高校的最大分别”

汪：在美国发生了“占领华尔街运动”，我看到一则有关这一运动的报道：2011年11月2日中午，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格里高利·曼昆遭遇了人生中最尴尬的事。这位经济学界的大牌明星，未满30岁已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的学者，小布什政府的总统经济委员的主席，在他的《初级经济学入门》的课堂上，约70名学生起身离开，以“罢课”表达他们“对于这门引导性经济学课程中根深蒂固的偏见的不满”。他们发出了一封《致格里高利·曼昆的公开信》，信中说：“如果哈佛不能使学生们具备关于经济学之更广博更具批判性的思考，他们(哈佛毕业生)的行为将危及全球金融体系，近五年的经济动乱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就在当天，年轻的罢课者们加入了“占领波士顿”的示威队伍，代表社会中的“99%”挑战那1%的贪婪与腐败。就此事我想请教：美国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是如何造成的？对那1%的贪婪与腐败的形成美国政府有否责任？作为中国1949年后第一位毕业于哈佛的经济博士，您认为哈佛大学对学生关于经济学之更广博与更具批判性思考是如何培养的？

邹：曼昆遭遇的这件事对他来说确实比较尴尬。曼昆26岁时就已经是终身教授了，从小布什开始就是他的经济顾问。《初级经济学入门》是哈佛大学经济学的本科第一课。这个课堂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一直斗争的课堂，因为所有哈佛大学的本科生都必须听这门课。一旦掌握了这门课程，等于一千多个哈佛的本科生都必须被这门课“洗脑”，所以共和党和民主党早就注意这个课，讲授这门课的教授很重要。曼昆早期是个民主党，现在变成共和党了，所以他的经济学教科书就在两边摇摆，内容就从凯恩斯主义转到了反凯恩斯主义。哈佛大学的很多教授是民主党人士，因此他们接受不了，就会纵容学生去课堂上造反，把教师造反掉，再换一个人。现在的这个造反是应该的。在我1983年进哈佛的时候，当时讲这门课的是个民主党人，叫奥托·埃克斯坦。后来埃克斯坦逝世了，没有占领这个课堂，这是民主党的重大损失。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大意是：你们这些政客尽管去制定美国宪法，只要让我来写教科书就可以了。也就是说，他认为写美国的教科书比写美国的宪法更重要。因为年轻人都会读教科书，去看教科书上是怎么说的。萨缪尔森从1948年开始有一本教科书《经济学》，一直再版到现在，总共出了十九版。马歇尔的《经济学》也是出了很多版本。所以从1983年开始到现在，哈佛的这本《初级经济学入门》必须协调所有人的利益来写。对于“占领华尔街”运动，我是赞成的，因为华尔街也确实存在腐败，“占领华尔街”是“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挑战百分之一的人”，是在挑战那百分之一的人的贪婪和腐败。

说到曼昆的《初级经济学入门》教科书，还要提到另一个比他更厉害的经济学家是罗伯特·巴罗，也有一本宏观经济学教科书。巴罗是会要得诺贝尔奖的人，曼昆是很难得到诺贝尔奖了，因为他当了总统经济顾问。当总统经济顾问在美国的学术界是没用的，搞学问的人不会去当，像萨金特、西姆斯、卢卡斯从来不到白宫去② 。这和中国的文化不一样。在美国你当的官越大，越说明你抛弃了学术，像曼昆现在就变成一个笑话了。巴罗对曼昆说：你的教科书说财政政策要使得赤字为零，为什么在现实政策中你把赤字搞那么大？就是在笑话他。巴罗本人一直在哈佛，从来不到白宫去当官，落得一身清净。芝加哥大学更极端，在芝加哥大学如果有教授到白宫去做了官，他以前的教授同事们就会极端看不起他，所以芝加哥大学没有一个人敢到白宫去。如果去白宫见总统当官，那就必须从芝加哥大学离职。哈佛大学则分为两派，民主党一上台，学校里的教授就全都跑去政府当官了，学校里就没有教授教书了，要从别的学校请教授来上课。但是即使这样，教授去做官，也只能离开学校两年。两年之后，如果还要在政府做官，教授就必须离开学校。也就是说，教授的职位只保留两年。这也就是为什么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他们都“被滚蛋”了。要同时保留两个饭碗，是不可能的。而中国存在的教育问题是，不仅从学校里出去当了官的人可以继续待在学校，而且学校外面的官员还能到学校来兼职，学术和政治就分不开了。这是中国高校和美国高校的最大分别。像基辛格做了两年官，就必须回到学校，没回来就被“开除”。像哈佛的萨默斯也是这样，他在世界银行干了两年，哈佛就把他开除了，后来是以当哈佛大学校长的名义才又回来，正式再进入哈佛。这是非常严格的制度。

汪：您在经济学学术界一直高擎反对学术腐败的大旗，您认为应该怎样从根本上解决学术腐败这一顽症？

邹：第一，搞学术的教授如果到政府兼职，不能超过两年。两年以后，必须回到学校。第二，官员任何时候都不能到学校里兼职任教、带学生、带博士；第三，现在国内教育机构内部已经官僚化了，必须改变这种现状。

美国的博士学位很难拿，至少要读五六年。在美国的好大学读博士是有奖学金的，因为读博士有非常大的难度，所以学校会提供资助。哈佛要求博士必须有很大比例的外国人，美国人只占到大概百分之二十，而其中来自哈佛本校的本科生又只有1%—2%。毕业的博士要从事学术研究，就必须先离开哈佛，做得优秀之后才能回哈佛。官、商、学，这三样在美国区分得非常清楚。从事政治的，都是一些不追求财富的或家族原本很富有的，或者有财团支持，追求的就是政治事业，像纽约市长彭博。学术和官是完全分开的，不能同时兼着，兼着就会有利益冲突，同时也会把学术的风气和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搞乱。我在学校的学术委员会中，就会拒绝很多破坏学术规范的事情或托请关系。其实，很多人都可以做到我这样，但是他们不愿意这么做，不愿意得罪人。另外，一个学院的院长，如果不容忍一个比他自己厉害的人来，这个学院就发展不起来。我这里(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不一样，聘来的数学家、经济学家都是比我厉害，或者至少和我一样厉害，这样才过瘾。但是这种胸怀不是一般人能有的，只有一流的人，知道自己是一流的，才会和一流人才惺惺相惜，相互烘托，相得益彰。二流的人就害怕一流的过来，害怕人家把他的权力拿过去，所以他就会聘用三流的人。这是一个学术圈里的伟大定理：一流的聘一流的，二流的聘三流的，三流的聘不入流的。

“中国最重要的就是要重点关注国计民生的方面，让我谈十天十夜都没问题”

汪：您对新一年中国经济的发展有何期待？如何最大限度地消解腐败对发展中国经济的危害？

邹：我自己感觉到，中国经济的发展从增长率方面来说是健康的。中国最重要的就是要重点关注国计民生的方面，如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这三个方面，每个方面的投入都应该占到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五，加起来就是百分之十五，这样中国才能真正进入小康社会，中国在国际上才能进入中等社会的平均水平。我对这些谈得太简单了，一个小时不够，让我谈十天十夜都没问题。

傅：你这是简单见真情。

汪：您对明年的世界经济形势有什么预测？

邹：美国的经济虽然有问题，但总体上不会有大问题，中国经济也应该还能保持较好发展。其他的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段也到了应该出现停滞不前的地步了，不一定追求更大的发展。发展的目的是什么？他们的生活已经很好了！经济中有一个有名的理论：什么是资本积累的最优状态？经济中究竟应该积累多少资本？房子要建到高上天才好？太多了没有必要，把房子都空在那里。这是积累过多了。

傅：您认为中国的腐败(如果继续)发展下去会怎么样？

邹：这只能是一个猜想。梁启超在一百年前说过这样的话：为什么中国人只能在中国国内、南亚赚钱，而绝不可能在欧洲、美国成为富翁？因为不少人信奉官商勾结的腐败文化，他们离不开官商勾结。所以王亚南有一本《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现在看来更加具有警示意义。对于今天来说，他那本书里面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真切切的。腐败这么延续下去，最终会走向官商勾结。只有采用了更加健全的制度，用阳光政策，每个公民都来监督公务员，比如香港那样，才能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

注释：

①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牛津大学获博士，1967年起任哈佛教授，里根政府时期任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②纽约大学的托马斯·萨金特教授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克里斯托弗·西姆斯教授是201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卢卡斯教授是199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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